工业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板块，它们之间相辅相承、互相促进、不可或缺。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是，工业在加速，城镇在扩张，农业还比较落后。突出矛盾是，工业化、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相当迫切，而农民占有大量的、低效的土地，生产着低廉的农产品，过着不够富裕、更不够现代的生活。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，是农村的资源要素、特别是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资本化，没有流动性，没有显现其真正应有的价值，使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难以得到更多实惠，反过来还影响着工业化、城镇化的进程。
　　十七届三中全会 《决定》的最大亮点，就是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。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农民承包经营土地一样，这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它使土地这个千百年来不可动资产得以活化、量化、流动化、资本化，从而为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可能。这一理论创新，对我们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，理清发展思路，破解“三农”难题，消弥城乡差别，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指导作用。
　　一、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缺乏竞争力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，不能抵御各种风险。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必须是产业化，即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、专业化布局和大户化经营。比如寿阳的蔬菜产业，尽管品质好、无公害、好吃又补钙，但过去分散种植、小本经营，没有形成规模优势，市场占有份额低，销售不畅，不能成为多数农民的致富门路。有鉴于此，我们近年来立足规模生产、连片种植、大户营销，产值效益连年大幅提高。这符合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。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，必将为优势农产品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，可以让有实力的人来经营农业、有能力的人开发利用农业资源，发展规模农业、庄园经济，达到土地增值、农产品增效的目的，将会大大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。
　　二、为农村城镇化建设铺平了道路。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必然现象，工业发展到哪里、城镇就会建设到哪里。土地政策必须适应这一客观要求，促进城镇化发展，而不是拖城镇化的后腿。目前的情况是，由于土地不能流动、林权不能流动、水利设施不能流动，农业生产的诸多要素被固化，整个村庄也被固化，农民祖祖辈辈就得在自己的村庄生活，一旦离开，就会失去相应的生产生活资料。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 《决定》，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在自愿基础上可以进行有偿流动、转让，农民的生存范围和活动空间将会大大延展。因此，我们要积极顺应工业化、城镇化要求，扩建县城，更多地吸纳农民进城居住、生活、上学、就业，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就地落户，融入都市，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后，最终举家迁入所在城市，成为真正的市民家庭；要搞好新农村规划，按照尊重农民意愿、村庄为产业服务的原则，政府予以资金扶持，建设居住相对集中的中心村与中心集镇，集约利用农村资源，集中使用财政资金，降低村庄建设成本；要鼓励城中村、郊区村改造为城市的社区居委，与城市统筹规划、统一管理，推行农村孤寡老人、贫困户集中养老制度，把分配到他们名下的土地等资产流转后补充到公益性、福利性事业上来，至少每个乡镇建一所养老院。可以预见，将来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，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农民群体，而是接受了城市文明熏陶的中产阶级去经营土地、农业和农产品，他们的经营理念必定得益于、建立于城镇化的基础之上。
　　三、为农民自由化消除了后顾之忧。解放土地、解放农业、解放农村，根本目的是解放农民。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、最有价值的要素。土地流转政策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束缚，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，农民真正成了自由人。他们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后，外出打工就业，也可以把土地抵押贷款办工厂，或发展流通服务业，还可以租赁别人的土地，发展规模经济。
　　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，无论是人少地多的欧美，还是人多地少的亚洲，工业化完成之后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0％以下；中国发展也不例外，到本世纪中叶，我国农业人口也将由现在的55％下降到10％左右。只有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这部分人进城，才能扩大内需、刺激消费，否则就不是现代化国家 (搞饭吃的人越多，生产力水平越低)，农民富裕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。看到这个趋势，我们就要未雨绸缪，自觉地做好准备工作，主动地接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。一是要加大教育投入，加强农村教育，普及高中教育，提高农民素质，培养新型农民，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；二是降低城市门槛，把农民工真正当成产业工人、城市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户籍、上学、就业、住房等方面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、同工同酬、公平一致，大力扶持发展三产、流通服务行业，有效增加非农比重；三是通过提高保障能力来体现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，让农民首先在看病、养老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，与市民享有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。现在实行的城乡两套养老、医疗保险制度，将来应走向并轨，彻底解除农民离土、离乡的后顾之忧。
　　总之，十七届三中全会 《决定》，为我们盘活农村资本、破解 “三农”难题，提供了一把 “金钥匙”。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，我们要增强信心、坚定决心、奋发有为地解决好这一历史课题。在今后的探索实践中，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。
　　第一，在土地使用上，给农民更多的自主选择权。由于我国东、中、西部人均占有土地的差别较大，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宜搞全国一刀切。国家应从适应中西部地区工业化、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出发，科学合理修订土地利用专项规划，给欠发达地区农民更多的土地支配权。
　　第二，注重发挥县一级党委、政府的主体决策作用。解决 “三农”问题、统筹城乡发展，应该说县一级最了解情况，最知道钱应花到哪里。而现实状况是，了解农村需求的一方没有掌握项目资金的决策使用权，而拥有决策使用权的上级部门不一定了解县情，并受到各种各样政策因素的制约，造成县级领导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跑项目、跑资金上，再加上目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和掣肘之处，非常不利于县域经济社会的总体规划与统筹发展。因此，一定要给予基层领导干部更多的信任与支持，财权要更多地留给地方，对县级干部要给予宽松的环境，充分相信他们的决策水平和执政能力，做到责权一致，鼓励大胆探索、放手工作，激励基层政权开展创新实践，发挥主体决策作用，在服务群众中树立县级干部的良好形象。
　　第三，继续加快推进机制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。邓小平同志说过：“制度好，坏人无法做坏事；制度不好，好人无法做好事，甚至走向反面。”确实值得我们深刻思考。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压力，究其根本许多是制度问题、体制问题，并非完全是人为因素、个人责任。对于因制度、政策造成的问题，一方面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、客观准确、理性化的问责机制，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社会民主，更多地从源头上制定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，用严明有效的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监督规范执政行为，督促广大干部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，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。